总而言之，在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主体要为自己的承诺、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负责。市场会迫使上述“三不投标人”服从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它们必然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从经济舞台上被赶下去，正如一个工人若不能或不愿意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被抛到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然而，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和转轨时期，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不强。市场的诚信体系不够完善。所以政府对于市场主体的买卖过程进行了“保姆式”的呵护，在制定法律时采用了“关口前移”的办法。不是让“三不企业”在获得采购合同之后遭受惩罚，而是不让他们获得采购合同，即不允许以低于成本价竞标的企业中标。在短期内，这种办法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低价抢标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但从长期看，特别是在新经济时期，这种办法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面对过低报价，从采购人的角度，建议使用排除法，依次将不成熟、不理性和不诚信的投标人排除在外。发现异常低价的投标文件后，第一，评标委员会应当进行详细的技术评审和价格核算，避免接受存在疏漏或错误的投标文件。第二，应当向提供异常低价的投标人发出澄清，要求后者作出解释并提供证明材料，然后根据项目特点和投标人的澄清材料判断其是否属于不理性投标。第三，要根据投标人的以往业绩和信誉情况对其诚信状况进行判断。第四，如果投标人通过了上述检验，招标人决定授予其合同，应提高这类异常低价合同履约保证金的金额。还可借鉴国际经验，引用同行担保制度，降低由于供应商无法履约给项目工期和质量带来的损失。采购人和政府部门应对异常低价项目从严监管，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纠正错误，并把不诚信的供应商的不良记录列入政府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从立法部门的角度，建议认识到新旧时期成本—收益内涵的不同，短期内可出台司法解释，将“不得低于成本价投标”解释为“如果投标人不能证明在标的全生命周期内，其综合成本不高于其全部收益，招标人/评标委员会则有权拒绝其投标文件”。从长期看， “不得低于成本价投标”是建设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产物，随着市场主体逐步成熟、市场诚信体系日趋完善，公权力对于交易行为的限制和干预应当逐步减少。

（本文摘编自中国招标公共服务平台；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