鲐背之年念初心

——访原建设部总工程师、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许溶烈

本刊记者  刘红伟

1931年的中国，贫穷困扰着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

地处宁绍平原西部、会稽山北麓的绍兴市越城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迁都建城于此而得名越城。许溶烈就出生在这里。

“我家就在大树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是长子。我父母经营着一个给人裱画的家庭作坊。那时正值战乱年代，孩子又多，日子过得十分清苦。”许溶烈对于小时候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

但日子再苦，他的父母从来没有亏待过孩子们，特别是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只要孩子肯学，他们就一定会供。许溶烈说，他于1948年至1950年就读于绍兴一中，但说实话，当时并没有如今重点中学的概念，唯一的原因是那里不要学费，可以减轻父母负担。

如今回头去看，当年身边可谓“名流云集”——同班同学徐寿波、低一届的校友许绍燮……“老师也都很厉害，有陈建功妹妹陈建琳，还有个地理老师，黑板上画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与书上印的几乎不差。”许溶烈笑着说。

高中毕业后，许溶烈最后选择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同样也是出于学费的考虑。“那时根本没有非要报考北大、清华的概念，就是一条主要原则：哪里便宜报哪里。

他当时在大学学习的是土木工程专业，至于当时为何会学这一专业，许溶烈坦言：自己都未曾细想过其中的原因。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到他70多岁时才豁然开朗。

2002年2月5日晚，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力浦亲王等皇室成员，英国各界知名人士及英国建筑科技学会主席罗伯特•梅森及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 （CIOB）前主席罗伯特•沃尔顿等500多名贵宾云集英国伦敦市政厅宴会厅，整个大厅内弥漫着热烈而又庄严的气氛，英国皇家及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正在此举行盛大的颁奖典礼。为了表彰许溶烈在建筑工程技术上的出色造诣以及在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中所作出的贡献，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授予了他“荣誉资深会员”称号。CIOB是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建筑管理学会之一，CIOB成立100多年来，许溶烈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2002年2月，时任CIOB主席希斯菲尔德向许溶烈（左）颁发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荣誉资深会员证书

当时，英国BBC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会学土木建筑工程，“我这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许溶烈说，仔细思考后发现，这个问题竟然早在自己的童年时期就有了答案。

“大概是从我孩提时会记事起，我就对工人师傅抗洪治水、建造过河跨江大桥和高楼大厦，深表由衷的崇敬，逐渐萌生了立志争当一名中国工程建设者的强烈愿望。”许溶烈说。

他的故乡绍兴，在离城区几公里的东南方向，建有当地十分有名的禹王庙、禹王陵，以纪念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他的故乡绍兴位于钱塘江杭州湾南岸，在当时，摆渡过钱塘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在他出生的年代里，竟然动工修建了钱塘江大桥，成为震撼全国的大事；在他出生的上世纪30年代，上海建成了一座“高山式”的24层摩天大楼——国际饭店，当时传闻说，如果有人站在楼前仰望，根本数不清楼层的数量，却会把戴在头上的帽子给掉落到地上。

“以上三则故事，对我来说，影响甚大，印象极深，也是我之后攻读土木建筑工程学科学习的最大缘由。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对国内外与土木建筑工程相关的新闻报道就比较关注和特别感兴趣。”许溶烈如是说。

就这样，许溶烈与土木建筑工程结下了一份不解之缘。

二

1953年，许溶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建筑技术部门工作，他在处理技术难题上展示了出色的才干和学识。在选派出国留学生时他被选中，并在出国学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6年，他进入苏联建筑科学院地基与地下构筑物科学研究所，破例以研究工程师名义进修并独立开展工作，这在中国留学生中绝无仅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段百废待兴的艰难岁月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溶烈和当时所有的青年一样，一心只想在异国他乡学习真本领，有朝一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期间，他刻苦钻研、默默进取，埋头专研，不久便独自解决了轻型井点等两个重要技术难题。1958年归国时，他将两项技术带回了国内。

当时，国家正在开展多个大型项目建设，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他被调往中国建筑科学院地基基础研究所，先后担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在那里，他参与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项目——黄浦江第一条越江隧道建设。

该隧道1959年制订规划，1966年动工，1970年建成，1971年6月通车。在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很少能查到当时建造的详情。采访时，许溶烈道出了原因，这条隧道是为了战备而建造的，起初是保密工程，它的代号是“651工程”。

“现在看来，这样的项目也不算什么了，但当时大家都不懂这方面的技术，也没有资料可查。我们一边做试验，一边施工，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攻破了一些难题。”当时许溶烈从苏联学来的知识就派上了用场，后来他在越来越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了一位在地下工程领域建树颇高的专家。

1966年4月，中国第二次核爆炸试验时，许溶烈作为效应试验的专家，登上火车奔赴新疆戈壁滩。当核爆炸的蘑菇云渐渐消散之时，他即刻头戴防毒面具带领研究组成员冲进现场，进入井下30米的深处，通过仪器检测深层土动力性能的有关参数。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条件、紧张而繁忙的工作节周，使他不曾有一夜充足的睡眠，甚至不曾吃过一顿从容的饱饭……

1967年岁末，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当时已是单位业务骨干的许溶烈，被国家选中，要去完成一项绝密任务。

许溶烈回忆称：“当时一位司令员来对我说，一个军事工程有些问题需要我去解决，就这么简单。单位里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件事，连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去搞什么。”

就这样，接到任务后的他便踏上了飞往往西北戈壁沙滩。那一年，他37岁。

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甘肃酒泉建造中远程导弹发射架时，遇到了难题：导弹发射时产生的反作用力非常大，需要深挖土方，给发射架建设稳固的根基。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地处荒漠的发射场却蕴含丰富的地下水，建设过程中不断有地下水涌出。

更令人烦恼的是，由于当时正值冬季，气温低达零下40摄氏度，地下水刚渗出不久，就会被冻住。

许溶烈的任务就是啃掉这块“硬骨头”，确保导弹顺利发射。

“知道了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我担心自己的能力，最主要还是担心我们能不能及时发射导弹。”由于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专家已撤走，国内没有类似工程经验可以仿照，没有资料供参考，没有任何助手、同事可以共同研究，这一切都成为摆在许溶烈面前的最大困难。

于是，他抵达现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调查研究，通过推理、试算，搞清楚地下渗水的原因。一连几个月，他白天在零下40度的工地上指挥施工，晚上通宵“闭门造车”，攻克工程难题，力争在地下水从渗出到冻结的较短时间内，采用技术手段把水抽走。

“那段时间，大家都是日以继夜的，人醒着总是在工作，工作完了总是睡着，因为实在太累了。包括司令员在内，同志们的期待是对我最大的激励和督促。”许溶烈说。

终于，在许溶烈的主持下，发射井透水的问题得到了完美解决，为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发射顺利成功创造了必要条件。

“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的，当时特别兴奋。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我出了力！”许溶烈虽然不能和别人分享这份喜悦，但内心非常激动，那是他一生中“高光”的时刻。

1980年，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发射成功，许溶烈曾参与导弹发射架工程项目建设

三

许溶烈的“高光”时刻，远不止这些。

此后，在我国第一座核潜艇工厂工程建设、鄂西导弹基地建设、北京五号线地铁建设……在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和研究课题中，都留下了许溶烈的身影。

刚从西北边陲导弹基地回到久违的北京的家后不久，原建筑工程部军管会决定，借调他到我国制造核潜艇的6848厂工程指挥部任技术负责人，许溶烈毫不犹豫地再次告别家人，奔向新的工作岗位，这一去就是四年。

6848厂，地处葫芦岛海边山区，是我国第一座核潜艇工厂。当时，工厂工程建设环境十分艰苦，常人难以想象。在那里，工作一忙起来，他就像工人一样住在工地上，他的眼睛经常布满血丝，由于缺乏营养，身体日渐消瘦。期间，因大水冲毁桥洞，他与工人一起住在寒风刺骨、潮气袭人的工棚里，浑身大小关节疼痛难忍，但他仍顽强坚持着，将其作为磨砺意志的地方。

1972年，许溶烈奉命调回北京，相继担任原国家建设委员会施工组技术负责人、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副总工程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国工程建设行业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

“像建筑业这样传统而古老的行业，要贯彻落实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定要走出去、请进来，开展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时任原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部科技局局长、总工程师和部党组成员的许溶烈，在部领导的支持下，寻找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国际技术交流。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会见了一位菲律宾客人，这位客人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官员，两人相谈甚欢。许溶烈借此机会谈起了双方合作的问题，决定由中国主持组织一次亚太地区建筑材料与低造价住宅施工研讨会，会期10天，会议从北京开始到杭州结束，期间还要到南京、扬州、常州参观考察。作为东道主，许溶烈和该组织的官员担任联合主席。在会后成立的一个地区性技术项目组织中，他被选为这一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由于会议的圆满举办，此后他又结识了一些联合国技术官员，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争取到了一些技术援助项目，如援助额达90多万美元的地震检测网的建立及观测设备的技术援助项目等；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为中国发展建筑技术设施提供了共160万美元的专项资助资金……为我国的建筑技术及设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86年，许溶烈出任原建设部第一任总工程师兼部科技委副主任后，更是将加快中国建筑业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作为其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1997年，许溶烈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并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继续为推动中国工程建设领域的发展不懈努力。

1999年，在他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詹天佑土木工程科技发展基金正式成立，并设立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项目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奖，旨在推动科技创新，提高工程建设水平，促进先进科技成果应用于工程实践，创造优秀的土木建筑工程。截至目前，詹天佑奖已完成18届评选，先后有524项包括建筑、铁道、交通、水利等土木工程领域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和代表性的工程建设项目获此殊荣。

詹天佑土木工程科技发展基金，每两年都要奖励一批土木工程专业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其实不管做什么，关键是要把基础打好。”许溶烈说。

同样是在他的推动下，2001年，CIOB被正式引入中国，许溶烈出任CIOB中国区第一任主席，推动中国建筑管理教育与专业资格与国际的接轨。今年，是CIOB中国办公室成立20周年。20年来，CIOB中国办公室通过培训和教育计划、专业评估以及对大学专业课程的相互认可，为中国建筑管理教育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外，CIOB还在中国举办了一系列涉及建筑管理科学与实践的研讨会，为促进中西方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方面的合作发挥了桥梁作用。

四

在成长过程中，虽然许溶烈历尽各种坎坷与风风雨雨，然而，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坚定一个信念：“献身科学、报效祖国”，这种奉献精神深深影响着他身边的人。

从1953年毕业工作起，许溶烈一直坚守在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工作一线，已有近70年。他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工程建设领域的发展与变革、崛起与辉煌。而如今，鲐背之年的他，依然奔波在路上，为推动中国工程建设领域的发展不懈努力，殚精竭虑。

“当前，中国建筑业发展突飞猛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各地也留下了无数的中国建造的公路、铁路、桥梁、海港、高铁等超级工程，值得骄傲。”谈及中国建筑业发展现状，许溶烈表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建造还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有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标准的精准层级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必须要在观念上转变，不能沉浸于过去的成就沾沾自喜，更不能自满于曾经的‘超级工程’而自诩‘工匠’固步自封。”

“中国建筑业需要的新一代工匠，不是没有灵魂的‘专家’，而是博雅兼备的完整的‘人’。”许溶烈认为，造就中国建筑业新一代“大国工匠”，脱离人文精神的熏陶、单靠灌输专业技术是绝对不行的。

他说：工程建设领域新一代“大国工匠”，应该是博雅相融、先博后专的佼佼者。博雅是“做人、做事”的基础，亦是“做事业、做工匠”的前提。我们要做工匠，需要博雅博学和专精相辅相成，博学以察全貌，专一以达精深，在博雅之上，追求品质精深。

长期以来，许溶烈十分注重后继力量的培养，在多种场合宣讲博雅教育的理念。“我虽是一名院士，曾担任原建设部总工程师，但同时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为工程建设领域培养更多人才，是自己的一种责任和使命。”

他认为，包括建筑领域在内的任何领域的人才培养，都离不开博雅教育。这种教育宗旨和理念应该贯彻于教育的全过程，当然包括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他常常鼓励身边的年轻人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博雅青年，做勤思和善观察的博雅青年，要有对事业执着追求，选定目标就要不断地奋斗、努力前进，不计较结果与否的科学精神。

对于中国建筑业新一代“大国工匠”的培养，许溶烈认为，还必须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技术创新是开创性、探索性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只有建立容错机制，宽容失败，才能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热情。”他建议，营造宽容开放的创新环境，以提高自主创新的成功率。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来，中国工程建设行业曾出现了一大批“大国工匠”，詹天佑、梁思成、茅以升、杨廷宝等前辈，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许溶烈希望：我国工程建设行业能够早日涌现出一批敬业守信、执着专注、精益求精、推陈出新的新时代“大国工匠”，承前启后、薪火传承，创造出比前人更好、更优质的建筑精品。

“青年是祖国建设发展的希望”，一直以来，许溶烈对青年一代都寄予很高的希望。不管自己工作有多忙，近些年，他都会挤出一定的时间去和青年进行座谈，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他们珍惜所处的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要以祖国的发展、时代的发展、事业的发展为己任，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学弟学妹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做中国梦，先要学习好。”几年前的一个下午，许溶烈在自己儿时的母校绍兴一中，与中学同学们围坐一圈，亲切又语重心长地分享他的人生经验和治学心得。

“涌现一批新时代‘大国工匠’”“要做中国梦，先要学习好”……这些热情激昂的话语，不仅是鲐背之年的许溶烈对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对自己践行初心的一种鞭策。他一贯的坚持，将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