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总承包模式下联合体连带责任的认定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对应法律关系复杂，进而引发复杂的责任承担方式。首先，在转包或分包活动过程中，经过发包人同意或指定，工程总承包联合体进行的转包或分包行为是合法的，此时如需要对发包人承担责任，非联合体共同承担的责任；其次，以工程总承包联合体为核心，其与发包人、分包人或实际施工人，以及联合体内部之间可能会涉及承担共同责任。因现有法律规定联合体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对承担份额以及是否对发包人以外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都未进行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工程总承包联合体可事先约定好各联合体成员的责任承担，工程总承包联合体的按份责任就是联合体协议按照各自的比例承担清偿责任的一种责任形式，这种责任协议清晰明了。与按份责任不同，当出现需联合体负连带责任时，往往因为约定不清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常引起争议。

工程总承包联合体对发包方承担连带责任的例外情形

连带责任是指多人违法并对该损害事实共同承担或单独承担全部责任。其前提是符合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由多数人引起的同一或者不同违法行为，且不以多数人存在共同过错为判断标准，最终的责任由多人共同承担和个别债务人独立承担。这意味着无论具体由哪一方实施了违法行为，受害人均有权要求任何一位或多位责任人全额赔偿损失，且被请求的责任人不得以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为由拒绝履行其应负的责任。这种责任形式强调的是责任的不可分割性和共同性，旨在确保受害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同时也对违法行为人施加了严格的法律责任约束。基于民事责任的基本构成条件，发包方有权向联合体中的任何成员或所有成员请求全额或部分付款，被请求方无权仅因其负责的部分而拒绝承担超出其应负责任范围的付款。多部法律对联合体的连带责任承担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联合承包的各联合体成员共同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联合体中标后，各成员应当共同对招标人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联合体各成员共同对采购人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除此之外，《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GF–2020–0216）、《标准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文件》等均包含联合体各方成员根据合同约定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条款。但是，在实践中存在另一种情况，如发包人就工程变更或将项目单独发包给联合体中某一成员，发生纠纷时该种情况下其他联合体成员应承担何种责任？通常而言，如果合同中明确规定了特定情形下各成员的责任分配，则应严格依据合同执行。若无明确约定，考虑到连带责任的一般原则旨在确保工程的整体利益和质量不受损害，发包人可能会寻求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来确定各成员的适当责任范围。在此过程中，法院或仲裁机构可能会考虑联合体内部的协议、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以及对工程整体影响的评估等因素，来决定未直接参与该部分工作的成员是否及如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案例一：电子工业岩土基础工程公司与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中1，陕西省蒲城县人民法院认为：“二被告确实作为联合体与蒲城县某某某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但与原告岩土公司签订专业分包合同的仅是被告重庆对外公司，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昆明设计院公司并无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案例二：河南天丰钢结构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六建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责任，根据天丰公司与六建公司签订《备忘录》的内容，说明双方已约定六建公司对案涉工程产生的债务不承担责任，只负责资料及其他有关技术文件的指导。且六建公司未在宝鹰公司与天丰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签章，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宝鹰公司亦未在本案中向六建公司主张权利，故天丰公司主张六建公司应承担本案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广东珠江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金斯佳洁具（佛山）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由于我国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联合体各方是否应承担下游主体的连带责任，因此珠江总包公司的责任问题由法律或当事人约定决定。珠江总包公司作为联合承包体成员，但其分包工程并非直接针对金斯佳公司，而是名城公司与金斯佳公司之间的交易。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不应直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他人承担连带责任。”

基于这三个实例，笔者总结出一个关键点：在通常情况下，工程总承包合同以及联合体投标协议中所规定的范围是联合体所有成员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界限。若责任超出了这些协议所明确的范畴，当某一联合体成员直接与发包人签订合同或发包人特意向某个分包商指定任务时，工程总承包联合体则不需对其超出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情况下，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责任归属于签订合同的特定成员，而非整个联合体。因此，对于那些未超出原协议范围之外的责任，其他联合体成员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即意味着各成员仅需对各自明确的责任范围负责，而无需共同承担超出部分的连带责任。

工程总承包联合体对发包人以外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

在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时，联合体成员对于除发包人之外的第三方，并非必然负有连带责任。对于由联合体组成的总承包单位而言，若计划将所承揽的项目进行分包，首先需获得发包方的明确同意，分包商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此外，分包的具体内容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清晰地予以说明。该分包合约合法有效，分包方应仅需按照合约条款向合约中的直接当事人主张其合法权益。

当联合体成员对外实施分包任务导致产生负面结果时，联合体内的非过错成员应依据联合体的合作框架和双方签订的联合体合同，对承包方或与业主之外的第三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若联合体成员未获得项目委托方许可，将施工任务转包给缺乏资质的次级承包商，即便工程经竣工检验满足标准，次级承包商仍可请求联合体全体成员履行合约规定的工程支付条款。实际执行者亦有权向相应的责任人主张权益。分包商有权要求联合体中的任何一方支付工程款项，亦可按各自份额向所有联合体成员索偿。在此情况下，各联合体成员被视为共同债务承担者，对发包人负有连带清偿义务。

案例四：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交通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4，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七条和《联合体协议书》第三条的规定，联合体的共同承包人应对违法分包人欠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中冶公司和重庆公司应对马泰忠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并有权追偿。中冶公司、重庆公司主张的上诉理由未被支持，因为联合体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不仅限于发包人交投公司，还包括发包人之外的马泰忠。”

案例五：广西鼎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西名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5，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联营双方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不应对抗第三人。联营双方作为共同发包人，通过签订合同发包工程，应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六：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贵州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6，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尽管二审申请人主张“联合体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仅指对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根据协议内容，联合体应承担的范围包括中标项目的合同签订和履行。被申请人实际进场施工的时间虽在《投资建设合同》签订之前，但其施工时间应在合同框架内解决，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工程在中标合同外单独结算。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为二再审申请人对涉案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

对上述判决意见的汇总，一旦工程总承包项目形成联合体，并且在分包过程中得到业主的明确同意，其他联合体成员则无需对后续分包合同中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在联合体框架下进行的分包活动，若由此产生任何负面结果，依据联合体内的合伙机制以及双方所订立的联合体合作协议，联合体中的非直接责任成员需与分包方或除业主之外的第三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