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反复复，以及上海最近的应对疫情状况令我们深思。我们必须反思现有城市规划理念、模式和方法的缺陷。当然，现在的城市规划，都有基于大数据的模型模拟分析、数字技术和各种先进辅助设计软件等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毫无疑问，这都会改变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式。但这些都只是技术工具，如果没有新的规划和设计理念引导，那也只会是“新瓶装旧酒”罢了。

城乡建设是能源与资源开发和生产的最大消费末端，也是碳排放产生的巨大来源。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城乡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这样一种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模式，即城市要发展，土地规模越大越好，人口越多越好，将无限制地扩大城市范围、掠取土地资源和增加城市人口作为主要的经济驱动方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对于土地利用、资源利用和能源浪费，都是非常巨大的，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

从物理层面上来讲，城市越大，消耗的土地资源、能源和其他资源就越多，它的碳排放总量就越大。而对于土地资源的消耗会直接带来碳排放量成倍的增加。我国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机场航站楼、会展中心等，追求“高、大、上”，完全没有根据人流量增长采取分期建设的、“单元式构型”的先进理念，盲目追求一次性建成的超大“集中式”布局和构型，导致建设费用高昂、大量空间长期空置、设备和运营费用巨大的浪费现象。

为了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土地扩张、城市无限扩大、乡村建设无序的模式。坚持以文化和科技为两极，以新型土地资源利用和空间资源利用模式为根本，以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能源精准利用和资源循环利用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通过城市稳定和乡村振兴的自洽发展来实现“双碳”目标。

在“双碳”目标下，反思我国40年城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城市缺乏可靠的、安全卫生的现代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综合地下空间利用规划，留下了诸多安全隐患。201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我国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丛生，特色缺失，文化传承堪忧；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提出了“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 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发展目标。高质量的硬指标之一，就是城市要有完善的地下空间利用和安全卫生的地下基础设施。这个方面需要尽快改善，以保障我国城市能可持续发展和安全运行。特别是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我们更应该抓住契机，大力提升和完善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166年前，现代城市的先驱英国伦敦在大霍乱疫情期间，利用这个不利事件，建成了完善的城市下水道系统，使城市实现了向现代化的转型。这次造成1.1万人丧生的大霍乱，最后证实正是由于带病毒的排泄物和粪便经下水道溢出污染了饮用水，造成大面积传播流行的。为此，伦敦下决心建设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工程之一的泰晤士河堤道和已流淌了140多年、总长1800英里的下水道隧道系统，它使伦敦成为世界上现代城市的典范。

长期以来，在盲目追求政绩的理念下，我国的城市建设大部分都只顾地上的面子工程，不管里子；只顾扩张，不顾城市建设的合理规模。特别是在城市市政公共设施方面，缺乏完善的、安全卫生的现代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留下了诸多安全隐患，使城市运行十分脆弱。如我国南方大多数城市，几乎每年都要防洪和防涝。2021年夏天，南方各地城市、包括四川和重庆多个城市出现了“水漫金山”的画面。郑州更是出现洪水漫入地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惨剧。这都是由于城市建设没有吸取教训、没有很好的防洪排涝规划和建设完善的下水道系统所致。2003年的SARS疫情也证明下水管道的设计不当是造成传染的途径之一，如香港九龙湾“淘大花园”暴发300多人集体感染非典事件。这种现状，如不进行大力改造和更新，将会在未来面对类似的洪灾、地震灾害或流行性病毒暴发，甚至可能的敌国生化攻击中，遭受惨重损失。因此，良好的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和公共卫生安全，是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

基于此，为防患于未然，我国应大力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结合现有水网体系，在一段时间内建设相对完善的地下综合管廊系统，保障城市的供水和污水排放安全，杜绝流行病传染的途径。要启动城市综合地下空间利用规划，结合现有水系资源，拓展中心城区使用空间和滨水景观空间打造，创造高品质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生活。

第一，与国际接轨，推行总建筑师负责制。结合我国正在推行的总建筑师负责制，任命具有多学科专业知识背景和丰富职业经验的优秀建筑师（不是普通注册建筑师）为总建筑师。因为只有这样的总建筑师，才具有战略视野和头脑、综合的规划和设计能力，以及协调城市地上和地下空间设施建设、协调其他各专业工种的能力。

第二，地下空间和综合管廊的规划和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城市整体出发，形成主干和支干结合的网络系统，结合给排水、岩土、基础、结构、土木、消防、机电、防灾安全、文物考古和建筑等专业，精心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分期实施。避免零碎化、片断化的设计和施工，否则，地下工程的功能和安全作用无法保证。

第三，地下综合管廊的规划和设计要结合城市地上设施、地铁网、地下空间和人防利用，综合考虑最优方案，避免各种交叉矛盾。不可否认，我国很多大城市（例如北京）的主要交通问题和矛盾之一，就是地上公共交通线路站点和地铁网站建设互相各自为政、利益分割、协调不畅造成的，实现不了零距离换乘，给人们出行和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

第四，最终的设施方案要通过各地城市形成立法文件，在总建筑师领导的团队之下，严格按文件实施建设，坚决杜绝城市一任领导一任方案的做法，形成依法管理、依法建设的现代制度。

当然，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根据城市的发展和更新，新建一些项目和网络，使其更加完善，以保障城市的持久公共卫生安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搞粗放型发展。”过去40年来，我国的大型公共建筑设施一直追求“高大上”的建设方式。比如，国内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和会展中心等在项目体量上屡创新高。但“高大上”从来就不是好的同义词。自2003年作为NFA联合体的项目董事之一、福斯特团队的项目董事领导和参与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项目以来，笔者就一直在反思世界各国现代机场规划和航站楼设施的建设问题，潜心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以“空港城”为核心的“整体式航站楼”的21世纪机场开发模式。这种模式运用在2008年“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总体规划和T3航站楼概念方案设计”国际竞赛的方案中，并获得了第一名，得到了专家评委组的一致赞扬。目前，我国机场建设还存在很多问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机场建设模式基本上都是“跑道+航站楼”，没有质的进步，很多机场没有实现盈利。其根本问题是理念陈旧和缺乏创新动力。机场的建设管理必须面向未来，以新的理念规划和开发机场，机场才能够起到带动周边区域和所在城市经济发展“发动机”的作用，机场才能够实现盈利。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需要特色和文化。如何在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和乡村建设中塑造文化特色，改变我们“千城一面”的状况？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很好地借鉴欧洲城镇化的宝贵经验。欧洲建筑和城镇保护理念和实践历程经历了6个多世纪，创造了“千城万面”的城市文化和特色风貌。这些都能给中国的城市建设带来很多启示。

欧洲文化基因中特别重视文明的延续性，从14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就意识到了历史和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所以，大多数城市都注重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复、城市文化的构建和城市特色的塑造。英国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在城市建设领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其文化具有包容、多样丰富的特征，具象在城市建设方面就是众多城市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共融：既具历史感，也崇尚现代生活，并面向未来，城市充满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魅力。在笔者看来，英国已经实现了“田园城市”的梦想，城市和乡村结合的“风景如画”。整个20世纪，英国在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方面卓有建树，从第一代的卫星城，到二战后的新城理论，再到大伦敦规划的多核心理论，一直引导着世界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进入21世纪，在全球环境气候问题的背景之下，城市更新和发展走向低碳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英国也是该领域的先驱国家，一直走在世界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前沿。所以，我国的城镇化能够从英国、法国等这些欧洲国家的城市更新和实践方面学习到很多东西。

笔者在十多年前就曾提出中国城镇化的道路应该是“就地城镇化”。无疑，绿色低碳和智慧城市是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和目标。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类贪婪物欲所驱动的经济发展，导致碳排放量急剧增加，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不断恶化，灾难性事件层出不穷。作为建筑师，我们必须严肃思考人类未来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和面临的威胁，并且用我们的方式为改变这种生存状况作出贡献。

建筑业是能源消耗大户，建筑物的耗能占人类总耗能的50%左右。建筑必须生态和节能已是人类共识。然而，人类要想取得理想的节能目标并非易事，要保证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环境，不只是依赖于高度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文化环境。我们必须让建筑绿色低碳，让城市可持续发展，这应该是国家的中短期目标。我们要让城市智慧化运营，而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进行顶层设计，而不只是建设一些网络系统和数据平台。让城市复杂的各个功能系统能够互联共融集成，进行智慧化运作，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

关于自洽概念的研究论述，最早始于1928年英国人哈特里教授对于多电子原子结构的自洽场计算方法。随后，自洽概念在原子核、原子、分子、电子、材料等学科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了一种对微观粒子能够准确甚至精确表达的科学方法和技术路线。它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在社会科学领域，自洽的概念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它主要指理论体系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以及构成理论体系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容性与继承性。

在“双碳”目标下，我们要探索创新、适合中国国情的面向未来发展的城乡建设创新模式和道路，引导中国未来的城乡发展。传统的动辄几十平方公里、几百平方公里的掠取土地资源，低密度粗放式、无限扩张式的发展方式，带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低品质。这种发展模式只会助长城市管理者和人们追求短期利益的怪圈，不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城市生活的品质创造上来。所以，控制城市的规模，采取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要求。其内在逻辑和动因将促使人们聚焦到城市内在自洽机制的建立上，让城市成为一个真正具有“自我修补”和“自我清除”功能的有机体，并和乡镇结合，在整体层面上形成一个城乡自洽发展的有机体。这样的城市，它的碳排放量一定是控制到一定程度的、非常有效的，是在一种自洽的有机系统内去平衡和完成的。这样的发展趋势和我国未来的发展是一致的。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包括未来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如果按照现在的模式去发展，没有长远观念，就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未来的大城市，因为人口减少，可能会有大片城区变成“鬼城”。因此，我们应着力构建具有自我生长、自我修补和自我消亡功能的城市体系，适应我国未来人口大量减少的状况，加强对土地资源的良性控制和对其他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途径。

要加强城乡建设中能源的精准利用。在人口集中和建筑集中的趋势下，以“双碳”为发展目标，以能源的分布式发展为抓手，使城镇和乡村成为一个有机体。从城市、社区和建筑的三个层面，科学制定未来城乡精准用能的相关规划，加强新型一次性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建立高品质、高质量的内在有机循环的自洽系统，创造绿色生态、高质量、高品质的生活。探索采用分布式能源系统，减少长距离输送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达到精准用能、高效用能、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要加强城乡建设中的资源循环利用。从培育和促进“绿色文化”“双碳文化”的角度，强力倡导从生产层面和生活层面对资源的节约使用和消耗。大力推进国家的装配式建筑和建筑工业化战略。促进新型绿色建材的发展、新型装配式化的途径和技术的研发，实现城市垃圾的零排放和回收利用、城市中水的循环利用等，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最终实现国家的“双碳”战略目标。（本文作者罗隽系英国皇家特许资深建造师、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城镇化战略与建筑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方志戎系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讲师；石杨系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