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岚：提前储备“战时”临时医疗中心快速实施方案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警醒我们：由于现有医院、传染病院难以按灾害发生时需求容量进行扩建，因此，未来在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同时，需要提前储备“战时”临时医疗中心快速实施方案，以便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确保不延误救治“战机”。

城市体育馆一般地块独立，空间开敞，有多个交通疏散通道，给排水、供电、通讯、无障碍等设施齐全，建筑空间大，功能分区明确，观众、运动员、办公人员等有不同的出入口和独立不交叉流线，可快速改造为具有一定床位规模的临时医疗中心。与应急改造宾馆和宿舍相比，体育馆对周围居民干扰相对少、可容纳床位数相对多、医疗护理流程相对短、相同数量医护人员可照料更多轻症患者。同时我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建有大型体育馆，是覆盖面最广的公共建筑类型之一，因此具有“战时”应急改造为临时医疗中心的良好资源基础。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以江苏现有体育馆为实例，组织三家知名甲级设计单位（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分别独立开展了体育馆应急改造为临时医疗中心的可行性研究。

三家设计方案均综合考虑了体育馆应急改造的可实施性、防疫的适用性、以及疫情结束后建筑的可逆性。研究表明，通过病房分区隔断（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局部新增医护卫生通道、外挂患者卫浴和排污处理模块、完善病区排风系统、对尾气处理后排放等改造措施，可实现传染病医疗救治功能，工期约7天（需提前做好应急改造设计方案和相关物资储备），改造投入约2万元/床左右。如适当减少医护功能，在武汉方舱医院基础上增加病房区分区排风等处理，工期可以缩短到3天左右，成本可降低到约1.5万元/床左右。因此，体育馆经过系统的设计和应急改造，能够以较小的投入、相对短的工期，应急改造为满足防疫要求的临时医疗中心。该研究针对的是本次新冠疫情防控，对于其他灾害条件下的非传染性病人的应急救治，体育馆建筑改造更快、适用性更强。

综上所述，建议将“体育馆改造为临时医疗中心”作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储备选项，要求各地按照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要求，根据本地区医院、传染病院以及体育馆等设施的实际情况，委托有关设计单位提前完成体育馆应急改造设计，同时做好相应战略物资储备工作，便于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实施。

自城市出现以来，健康和卫生就成为了城市的核心问题，每一次爆发的传染病（雅典大瘟疫、霍乱、黄热病等）往往都推动了城市建设的重大变革。节前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短时间内席卷全国，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梅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张晓认为，有必要通过加强“健康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合理有效地防控传染病。

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城市概念，但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关于健康城市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健康”的认识主要局限于环境和医疗卫生层面。

张晓强调，“健康城市”是一个系统概念，当前中国在健康城市建设的机制上仍然有完善空间，空间规划中缺乏高危传染病应急内容。

“我国的健康城市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以立足于卫生城市建设，由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系统的部门为主导，与城市建设的其他部门是平行关系，因部门的职权和关注点不同，协作推进健康城市建设难度大，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衔接和协调不力。”张晓举例说明，如卫健部门关注健康教育、社区医疗等内容；而住建部门负责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但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往往忽略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对公共健康的促进和影响。

因此，张晓针对“城市健康”提出了5个建议。

第一，改变现有健康城市建设模式。目前我国健康城市定位于卫生城市的升级版，更多的是城市政府争创国家健康城市，动力有余而刚性不足。建议健康城市指标应作为强制标准来执行，不是单纯创建，而是城市建设必须这么做。

如何让地方城市更积极参与呢？张晓表示，“健康城市”的规划建设，需要政策层面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比对表现突出的城市给予政策、税收上的利好等。此外，除了政策层面，社会力量也许能在”健康城市“的建设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企业要看到盈利模式才会参与。此次疫情引起社会公众对“健康”“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需求已经产生，这对企业来说便是一个商机，未来或对医疗、健康养老地产、物业、教育等行业带来新的机遇，让“健康城市”从规划、建设落地更具可持续性。

第二，重构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关系，科学编制灾害应急规划。编制健康城市规划设计导则，将公共健康的要点落到国土空间规划的控制指标上去，便于组织实施；通过法定的国土空间规划去合理布局物质生产和流通空间，可以有效建立疫情时期基本生活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体系等，从而建构起以城市为核心，综合土地使用、城市交通等方面形成“多节点布控”的可防疫体系，针对特殊人群和特殊空间的分布格局形成有效阻断的防控布点。

张晓认为，编制灾害应急规划，科学规划用来应急的城市“储备”设施在平时也要能够低成本维持，达到“平战结合”的效果。这要求核心医院周边的酒店、学校、政府机关等设施，在设计时就应具有改装并征用为传染病隔离病房的能力，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城市防洪、抗震、人防等一系列城市危机规划。

第三，在体制机制上，建议引入第三方健康评审机制。“目前我国规划和建设的专家评审‘走过场’形势居多，专家评审时间上，不要说到现场细致考察，就是看完技术文件都难达到，也负不起专家责任。”张晓表示，第三方健康城市评审公司可以做得更专业，负法人责任，也能有效跟踪，建议第三方健康城市评审公司由城市政府委托，在立项之初介入，减少社会投资成本。

第四，要加强城市大数据管理。这次疾情，如果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对包括民生、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政府处理起来会更加井然有序。与此同时，城市大数据往往含大量个人隐私，鉴于国内公民隐私信息常出现泄露，也需要加强城市大数据管理。建议加强国有企业大数据城市管理公司的构建，把城市大数据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第五，加强公共健康知识教育。不但要加强民众健康知识教育，也要加强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的公共健康知识。张晓建议，公共管理和工程类学科教育中增设公共健康和健康城市相关内容，注册规划师、注册建筑师等注册师学习考核中纳入相关公共健康和健康城市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暴露了各级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在敏捷决策体系、信息传导体系、物资统筹体系、风险预判能力、智慧集成能力、民意响应能力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不同程度的短板。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延庆区政府副区长罗瀛在建议中指出，应细化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实施标准，促进城市规划与健康城市建设相互支撑和衔接。

罗瀛表示，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我们应从危机中检验并反思城市治理的有效性、城市规划的合理性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要高度重视城市规划在空间上应对公共安全危机和公共健康方面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提高城市规划应对不确定风险的科学性和韧性，有效提升国土空间的规划治理能力。

近年来，健康日渐成为城市规划研究和追求的目标，慢行系统、适老设施、绿地组织、功能分区等落实为多种实践，通过规划来改善和保障公众的健康水平成为业界共识。

但是，“对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重视不足、缺乏防控应急空间和设施规划考虑；城乡规划与健康城市建设规划未实现有机融合；规划的信息化程度低，缺乏统一的数据入库标准，缺少规划基础信息数据库和信息平台；社区规划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支撑有限。”罗瀛指出，我国城市规划在理念和技术上仍存在明显短板。

值此“十四五”规划编制之年，罗瀛建议，要建立定期城市体检制度，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汲取疫情教训，引导各级政府编制规划中要对各种风险场景和极限情景充分考量，将应急医疗设施、环卫市政设施（污染物处置）、交通物流设施、应急物资保障（技术储备）、信息通讯设施、生命安全通道等情况纳入规划评估。”

罗瀛指出，要对城市运行系统进行彻底体检，查漏补缺，建立起平战结合、集中分散相结合、综合专业相结合的多级风险防控服务和协作体系，提高规划应对不确定风险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城市的韧性（韧性城市：风险识别和预防能力、响应和应变能力、快速恢复能力）。在“十四五”规划中，要预留与传染病防控相应的空间和基础设施接入条件。

此外，要细化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实施标准，促进城市规划与健康城市建设相互支撑和衔接。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大工程审批中，切实落实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制定操作性实施细则，明确主责部门。对现行的国土空间规划各类评价制度进行适当整合、优化，实现多评合一。

同时，也要强化社区规划和科技应用，提升精细化治理能力。例如用好“新基建”政策，引导支持基层政府以场景应用为基础开展智慧社区建设，充分利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机等技术，对社区人、地、房和特殊群体、重点部位开展全时空、全要素监测，实现智慧安防、智慧物业、智慧医疗、诚信体系等应用协同，在社会治理神经末梢增强风险快速识别、异常信息预警、体系快速响应能力。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罗瀛也建议在市、区县新的“十四五”国土空间规划中，将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纳入控制性详规，加强通信网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将5G基站、机房、管线、电力等配套设施纳入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以保障5G的高效建设。

浙江宁波作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市，在城市治理各领域形成了较好的应用体系，汇聚了丰富的城市基础数据，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较好运用。

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极大挑战。全国政协委员、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会长杨戌标说，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杨戌标委员说，这次疫情更加凸显了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必须把健康安全理念贯穿城市治理的全过程、各方面。构建完善的城市灾害应急体系，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要统筹考虑、整体谋划。要完善医疗救治体系，抓紧在城市统筹规划布局独立的传染病医院，医院选址既要适当远离居民区，避开人口集中、流动性大的地段，又要充分考虑交通的便利性，方便患者就诊，并把现有传染病防控体系向基层延伸，完善县级传染病救治体系，提升社区医疗机构抗疫能力，切实让基层医疗机构成为应对重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

杨戌标委员说，要着力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将重大安全事件快速化解在第一线，特别是要重点强化智慧社区建设。比如，宁波作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市，在城市治理各领域形成了较好的应用体系，汇聚了丰富的城市基础数据，在此次疫情期间，得到了较好运用，超过20款智慧应用服务于防控疫情一线，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为全球超大城市，上海先行探路，为公共卫生体系升级按下“启动键”。在上海“公共卫生建设20条”出台后，“公共卫生20＋N”方案也在酝酿中，即在“公共卫生建设20条”的基础上，推出N个配套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吴凡提出，疫情防控要平战结合，重点应该放在平时。她形象地说，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说到底就是整座城市的防疫“网底”建设，监测点遍布得越密，纵横交叉，整个体系的灵敏度也就越高。

“目前，我国应急场所多用于民众躲避火灾、爆炸、洪水、地震等灾害，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有所欠缺。”全国人大代表、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丽华认为，很多地区现有应急场所类型单一、规模有限，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配套设施不完善。

“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阶段，方舱医院的建设有效控制了病毒的传播，这一举措被广泛认同、借鉴。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应急场所规范化建设很有意义。”李丽华代表说。

她建议，完善统一领导机制，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大型公共设施转换为应急医疗救治设施预案；把现有会议展览中心、体育馆等大型公共设施纳入方舱医院应急预案，按照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用标准，对废水、废气、废物处理的相应设备等物资做好储备工作，对应急供水、供电等设施做好保障；对新建大型公共设施进行科学规划，赋予新建医疗建筑和城市大型公共建筑“平战结合”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