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江

　　他坚持对建筑精雕细琢、追求完美，由他主持的中国国家话剧院方案设计没有奇特夸张的造型，含蓄地运用中国元素来塑造建筑特质，立面细节推敲细腻、精致；他强调建筑创作中的创新精神，对建筑设计领域中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敏锐吸纳，由他主持的湖南科技馆和广西科技馆两个方案都采用了大胆的自由形体造型，这些形体从地域元素和科技主题中吸取了灵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就是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建筑师申江。近日，记者就如何实现精心设计与创新、中国建筑创作存在哪些不足、建筑师在当前环境下怎样保证设计质量等问题采访了这位不懈追求建筑创作“精”与“新”的建筑师。

　　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及办公楼工程

广西科技楼

唐山市体育休闲公园

记者：您的设计作品特色被归纳为两种设计价值诉求——“精”与“新”，请详细介绍一下您对这两种设计价值诉求的理解。

申江：“精”和“新”是创作态度中的两个方面。所谓“精”，就是精心设计、精雕细琢、下足工夫、追求完美的境界。当下的设计节奏很快，容易流于粗制滥造。有很多作品追求速度、吸人眼球，但实际上品质不好，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建筑师的工夫没有下够。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精雕细琢”是建筑师应具备的重要素养。事实上，在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这种精细推敲的工作都是建筑师的基本工作，如果我们看一看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这些古建筑，它们的设计、建造周期往往要数百年，但呈现出来的宏伟与精致也令人惊叹，而这种品质恰恰是当下非常缺乏的。所谓“新”，就是创新。在现代主义之后，创新被摆在很高的地位，建筑师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创新有不同的层次，浅一些的层次是形式与外观的创新，使用时尚的建筑语言进行表达。从更深的层次而言，创新要符合这个时代的技术和社会需求。为什么现代主义在建筑史上很重要？就是因为现代主义充分响应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充分运用了框架结构、钢结构等结构形式，采用了新的建筑材料，在形式上也带来很大突破，我们今天的创作同样要体现当今的技术和文化特征，才能做出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

我认为，“精”与“新”之间是互补的，二者应该很好地结合，很多大师将两者结合得很好——既有大胆创新的设计理念，又能实现精致完美的高完成度。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往往更注重“新”而忽略了“精”，这不利于设计水平的提高。国内建筑市场的大规模高速度发展客观上造成了很多不合理的设计周期。收费低、时间紧等因素削弱了建筑师做“精”的意愿，出现了很多质量粗糙低劣的建筑。但应该强调的是，越是在不利的环境中，越需要建筑师有所坚持，以负责任的态度和敬业精神从事设计工作。

记者：您的中国国家话剧院项目方案设计具有中国传统韵味，这与同期的国家大剧院以及奥运场馆“鸟巢”和“水立方”相比，并没有强调突出新奇与独特。请问，该项目的方案构思是如何形成的？当下，中国建筑界正展开对建筑创作方向的大讨论，有人呼吁回归中国建筑传统文化。对此，您怎么看？

申江：中国国家话剧院方案风格的确立是基于对项目本身的定位。话剧院是人文气息很浓的文化建筑，设计时力图捕捉中国文化的特质，即博大、典雅、厚重。在方案中也加入了一些中国元素，如坡屋顶、柱廊，采取比较稳重的形体，还添加了一些“舞台元素”，材料上选用石材为主，衬托出了端庄、厚重的感觉。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标新立异的方案，追求的不是一瞬间的视觉冲击力，而是力求塑造雍容大度的风格，可以长时间来欣赏与回味。

我认为，对于“回归中国建筑传统文化”这个提法还是要慎重，要避免“一窝蜂”、运动式的做法。北京曾有一段时间要恢复古都风貌，很多建筑都是加一个古建筑的屋顶便觉得“合法”。但实际上这种贴标签式的做法既抑制创作的自由，也产生了很多平庸的建筑。当然，如果走入另一个极端，完全地否定地域文化而仅仅追求新奇、怪异的设计，这样的做法也容易变得肤浅。从文化角度看，这两者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中国国家话剧院项目方案虽然定位于表现中国文化内涵，但方式是很含蓄的，注重的是一种意象的表达，并与它的功能和内涵相一致。假如我们是做一个科技馆或者一个现代办公建筑仍然勉强地采用传统风格就不合适了。所以，我认为“回归中国建筑传统文化”的提法要谨慎，以免误导。

在我的理解，现在中国建筑界不是缺乏某种具体的风格，也不是单纯地向传统学习就能提高水平的。当前建筑界最大的不足是学术氛围不厚，学习西方往往只看表面，创新多是对流行建筑元素的单纯模仿，太急功近利。中国的现代建筑发展历程相对西方短得多，缺乏积累，对西方深层次的设计方法、理念实际上学得不扎实。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潮流虽然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我认为有一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即它使得建筑创作第一次面对了社会真实的技术能力和需求。现代主义有一句口号是“形式追随功能”，即强调功能为设计的中心，注重设计的科学性、功能性、经济性和效率性。相对于传统的建筑来讲，现代主义建筑把设计变成逻辑思考的过程，不再是随心所欲的、从纯形式的角度来推敲的设计，而是与技术和功能理性地结合起来。这是它的重要价值，我们对此需要深入了解。如果要说中国文化，我想，我们应该更关注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是讲求厚积薄发的，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然后而能综合起来形成自己的观念，这种哲学和方法是有价值的。

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不是讨论要采用怎样的风格，而是应该形成正确的设计观念和负责任的、浓厚一些的学术氛围。

记者：您曾提到建筑设计是在诸多因素的制约与推动下进行的，而建筑师必须与时代同步。请问，您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建筑师普遍面临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哪些？面对这些制约，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

申江：我所提到的制约与推动都是就建筑创作当时的实际条件而言的，就是说所有的建筑作品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人力、技术、投资等这些客观因素之上的，无论中国、外国都是如此。反过来讲，建筑师要有这种自觉意识，即建筑创作是在一定环境里进行的，超越环境承载能力的建筑创作是很难实现的。

前面谈了很多目前存在的问题，其实，对中国建筑师而言，我认为当前环境给予更多的是机遇。中国目前是发展最快、建设量最大的“建筑工地”，建筑师拥有宽广的创作舞台。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潜藏着危机。中国的建设速度太快了，建设量太大了，造成目前设计环境非常急功近利、浮躁与肤浅。建设任务急，商业化运作，要想投标成功往往需要设计方案吸引眼球，这极易把建筑师拖入一种流于表浅的创作风气里来。我认为这是当前最大的危机。客观环境不利于建筑师沉下心来做事情，无暇去思考诸如“如何把建筑做好”之类的问题。而为长久计，要想构建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提高建筑水平，就要建筑师多些时间进行积累和沉淀。体制制约是超出建筑师控制范围的，但我还是要强调，建筑师要有职业理想和社会责任感，这看似“不合时宜”，但从长远来说是很重要的。换个角度看，即使从企业的长远发展出发也要考虑设计的品质。一味地迎合市场，只想怎样赢得方案而缺乏建筑创作追求，交不出具有特别价值的作品，这对品牌塑造是非常不利的。只有脚踏实地的真实思考和积极探索才更有可能创造价值，同时也得到社会认可。这是逐渐积累的过程，对中国建筑界来说也是一样，建筑文化的积累与建筑设计的繁荣要依靠建筑师的努力探索。

与西方相比，在中国的建筑传统中建筑师的角色并不那么突出。受法式制度影响，中国传统建筑常常局限在完善的定式之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变化也相对较少，建筑师的创造性和社会地位都不算很高。受这种传统的影响，中国建筑师的自觉创作意识常常不是很强。而当下如此惊人的建设量与建设速度对中国建筑界来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建筑师的知识结构也忽然间面临着大量涌入的信息与理念，这需要时间来消化。在此过程中容易失衡，就会有“乱”的感觉。但我相信，这种开放的环境会促生多种尝试，慢慢就会对建筑价值有所反思，对建筑文化积淀加强，最终找到自己的方向。

记者：对年轻建筑师您有哪些建议？

申江：我听过一种说法，建议现在的年轻建筑师要少一点英雄主义观念，因为可以参与历史性地标建筑的人毕竟是少数，要放平心态，多做基础性的工作。我很认同后半部分的观点，做建筑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出风头，但是，我倒认为建筑师需要一点英雄主义情怀，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所坚持。当前客观的生产环境可能并不那么利于建筑师多作研究以及追求设计水平的提高，这就需要建筑师以理想甚至是英雄主义情怀作支撑才不至于随波逐流。很多年轻人刚毕业时都抱有设计理想和热情，工作时间长了可能理想会越来越淡，甚至根本就不想有所追求了。因为建筑师在现实中所面临的任务和要求常常是从产值和生产压力出发的，而并非对建筑创作的追求，现实往往需要你以更快、更省力、更省钱的方式做建筑。如果完全顺应体制的话就会被动地接受甲方或上级意愿，丧失创作热情。

年轻建筑师需要什么？我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建筑师的使命感，需要重新构建建筑的价值观。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我越来越觉得，实际上建筑师还是需要一些理想的，对建筑所要承担的角色、对社会应尽的责任等方面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主动的设计与构想。这对于年轻建筑师来说尤为重要。

此外，还需要对广阔的社会、文化、技术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多作关注。使命感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对社会的关注中来的。吴良镛先生提出过广义建筑学的概念，我非常赞赏这种观念。建筑学是综合复杂的科学，不是单一的知识所能完全解决的。这就需要建筑师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有广泛的兴趣和关注，无所不关心，无所不尝试，所谓的设计无非就是来源于这些。

　　建筑师的工作极具创造性，内容丰富，创作空间大。当前环境下，建筑师的机遇也是相当大的，年轻建筑师要把自己的心气提起来，多一些坚持，多一些追求，共同使中国的建筑文化走向繁荣。

本刊记者　吕俐